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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江苏文教复兴

[日期:2012-05-26] 来源: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   作者:赵尚晓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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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国藩与江苏文教的渊源

曾国藩像

曾国藩与书院的渊源很深。

首先,曾国藩本人就是书院文化的受益者。曾氏自己21岁时就肄业于本邑涟滨书院,就读其间山长刘象履(字元堂)“见公诗文,叹赏不置,以为大器”。[1] 24岁时又肄业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坦斋)对他更是加以扶持、培育,曾氏成长很快,“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2]当年就中举。早年书院生活因而成为曾国藩的美好回忆

其次,曾国藩的弟弟们,也有过书院生活的经历。1843年,正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努力动员他们出外读书,当得知有多个选择时就支持去城南书院读书,他说“惟城南肄业之说,则甚为得计”,因它位于省城长沙,一直保留着经世致用的学风,还因“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云仙、凌笛舟、孙芝房,皆在别处坐书院”,更重要的是省城中有秀才丁叙忠“念知其可为师”[3]此外,曾国藩还特意写了《温甫读书城南寄示二首》“岳麓东环湘水回,长沙风物信佳哉!……知君此日沉吟地,是我当年眺览来”,[4]高兴地把弟弟们现在的生活与自己当年成功的书院经历联系起来,鼓励他们在安静优雅的书院环境中专心学习。

曾国藩与江苏文教的渊源也很深,这主要来自他的两位在江苏讲学的老师。一位是曾国藩的私塾老师姚鼐。曾氏当然清楚姚鼐20多年来“主钟山书院讲席,……其渐染者多,其志趣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5]把他列入“圣哲”的行列,同时受其影响很大,坦然承认“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6]另一位是曾国藩的老师也是同乡——唐鉴。唐氏“致仕南归,主讲金陵书院。……矜式多士,学徒益盛”,主持书院虽没有姚氏时间长,但对曾氏影响更大,是引导曾氏进入学术殿堂的师傅,曾氏自己坦诚之于唐氏“追陪几杖,商榷古今”,[7]结果收获甚丰,正所谓“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8]曾氏正因自己与师友亲朋、幕僚正面的成功经历,故对书院一直充满了好感。

江苏是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当初,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曾明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也”,[9]致使“江苏各府州县学中旧藏书籍大半散佚;经史板片亦皆毁失无存。”[10]且师生大多分散,大多数书院也沦为废墟。这使传统文化遭受到极大的打击,虽然洪秀全后来设立删书衙,但这些精神和物质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作为传统士大夫的代言人,曾国藩对此极为仇视,指斥太平天国“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使“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11]呼吁士人行动起来进行文化重建。金陵城攻克后,同治帝又谕令曾国藩“江南北现经荡平,亟宜振兴文教”。[12]在朝廷的关心下,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就立即致力于修复、重建江苏文教。

  重视江南乡试

清代曾有人称江南乡试为天下之盛,因为不仅录取名额多,而且参加会试者往往名列前茅。自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江南乡试中断。十余年间仅咸丰九年(1859)在杭州借闱开科一次,而且录取不足名额,致使江南士子失去赴京会试的机会。曾国藩深悉江南士子急于仕进的心情,所以对江南乡试非常重视。

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 清代可容纳二万学子 太平天国时沦为废墟

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南京被曾国荃攻陷后,曾国藩就立即开始修复江南贡院。尽管当时整个南京几如废墟,而且“房屋极少”,[13]甚至曾国藩的幕僚臣属连一处完整的办公用房都很难找到,但曾国藩仍很快将江南贡院抢修出来。曾氏“至贡院履勘一次”见“号舍一万余间,尚完好,惟监临主考官及各所片瓦无存”,并亲命臬司黄润昌“广集工匠,赶紧兴修”。[14]贡院修复完毕后,曾国藩奏请朝廷后“遂定本年(1864年)十一月举行乡试,一以慰群士进取之志,一以招转徙无归之氓”,[15]为四个月之后的江南乡试的举行准备好了场所。

接着,曾国藩奏请在江南贡院开乡试,把中断了十二年的江南乡试延续起来。一时间“两江士人,闻风鼓动,流亡旋归,商贾云集”[16]纷纷涌向南京这座被太平军占据了十余年的古城。“十二月二十五日,乡试揭晓,取士二百七十三名”。[17]曾国藩“初创此议,不过借此风声召集流亡,出不敢必有其成。一回安庆,则群士欢欣鼓舞,宁、徽、颖洲三府纷纷求学使考试,以便新生入闱”。[18]这使曾国藩更加注重此事。

这些中举的士子第二年要参加在京举行的会试,曾国藩考虑到“大乱初来,改期举办,各士子仓促进京,为时窘迫,多有不及整理行装”[19]而且大多士子“多系寒士,酌将旧章期,匾等项,因布政使及善后局全凑银两。每人发给三十金,以资膏秣,计偕人数或可稍多”。[20]曾氏的信中就有用私款赠与举人做路费的,如赠予当时的秦际唐十两金子。秦氏后来成为晚清著名学者,这成了他青年时期的一段佳话。这些善举大大温暖了江南士子之心!

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命弟子李鸿章修复江宁府学。曾氏在《江宁府学记》中说:“同治四年,今相国合肥李公鸿章改建江宁府学,作孔子庙于冶城山,正殿门庑,规制粗备。六年,国藩重至金陵。明年,菏泽马公新贻继督两江,赓续成之。凿泮池,建崇圣祠、尊经阁及学官之廨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为候补道桂嵩庆,暨知县廖纶。参将叶圻,既敕既周,初终无懈。”[21]可见江宁府学用了四年才陆续修复好,而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不在江苏任职,却为修复好的江宁府学作序,可见他对江苏文教事业的极为关心。 

这一切不仅得到江南士子的拥护,而且对江苏文教的复兴起到了极大的催动作用。

三 修复江苏各地书院

3.1抢修金陵的书院

江南地区历来文教昌盛、书院众多,但硝烟过后,大多被破坏。曾国藩鉴于“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22]为迎接补行以前三次被拖延的乡试、旨在“思欲荡涤暇秽,润色山川,爰开甲子之科,冀采东南之美”[23]也是重要原因。曾氏根据重建资金缺乏的具体情况,批示“修复书院、义塾,亦不能全数尽复,当酌择一二处,待明年延师开课”,但事实上“另筹专款”[24]与其徒李鸿章先后予以修复,重点有三。

首先是钟山书院。钟山书院原位于城内旧钱厂,1724年两江总督查弼纳创建,1829年由总督陶澍重建。此时的钟山书院被全部破坏,曾国藩入城伊始首先着手修复这所先后由钱大昕、姚鼐、唐鉴主讲过的江苏省学便在情理之中。曾氏在金陵废墟中几经选址后“草创于城东隅”。1865年三月初二日曾氏“至新修葺之钟山书院一看,辰正归”。[25]当时的金陵刚被攻克,曾氏必定日理万机,能在此情况下去视察书院的修建工作,可见对钟山书院相当关心。书院新修,必新聘山长,曾氏在为山长延聘上很慎重。首先,曾氏认为为山长者必须“学问切实,践履笃诚”;[26]其次,须精力充足,因衡文任务繁重,而人到“老年但宜颐神,不宜劳心也”;[27]再次,应才德兼备,善于讲解,堪为表率。最终他延聘了李联锈(字小湖)为钟山书院的山长。李原是师山书院的山长,“邃于经、蔚于文,主此席者十有三年,陶冶所成,几于家许、郑而人枚、马矣”。[28]1865年正月十六,曾氏亲笔致信李氏,信中写道“载葺讲堂,重开学舍。议择大宗师而从事,乃集都人士而共谋。佥以为阁下天人通贯,望实并隆,……可以为师,不揣愚蒙,敢为礼请”,邀请他来共同“培此邦之英华,补当年之缺憾”。[29]修复后的钟山书院书院虽然“堂屋斋舍之制十不逮一,章缝弦颂者靡所栖止,学者憾焉”,[30]但为江南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清末改为江南高等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