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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达岭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中母亲行为可否属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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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达岭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中母亲行为可否属见义勇为?
re 738:北京八达岭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中母亲行为可否属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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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见义勇为的角度来对老虎咬人事件进行讨论可谓独辟蹊径。母亲救女儿的行为可认定为见义勇为。

    然而查阅诸多法律法规后发现,我国尚无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涉及见义勇为的标准认定。目前,各地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也各不相同,还发生过异地见义勇为不能认定的情况。而根据现有见义勇为行为的一般定义,亲属之间的救助行为也未被严格禁止认定,虽然四川成都有相关办法将亲属之间的救助行为作为排他条款,但国内亦有表姐妹间救助行为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的先例。所以,亲属间的救助行为是否就一定不能认定为见义勇为尚不可断言。若亲属间救助行为一旦被认定,就可能发生见义勇为者死亡后,被救助的亲属享有抚恤金、见义勇为者家属待遇等相关利益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似乎并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

    望能引发议论,以推进我国见义勇为认定标准的科学化、法制化。

    北京八达岭老虎咬人事件发生后,引发网络热议,讨论多集中于责任承担问题。应从另一个视角,即事件中母亲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展开讨论。

    见义勇为是指看到正义的事情,就勇敢去做。《论语·为政》 中有云:见义不为,无勇也。从法律意义上讲,见义勇为行为应包括以下构成要件:见义勇为的主体是自然人;行为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 行为人须为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必须发生了紧急的危险情况,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他人的利益将会受到不法侵害。

    一般来说,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等义务,在未成年子女遭遇危险时,也负有救助的义务。但对于成年子女,父母是否有法定的救助义务呢?这点值得探讨。

    在英美法中,救助者对与其有特殊关系的被救助者在危难情形下有救助义务,这是英美法学者总结判例法得出的结论。这种特殊关系包括家庭成员间、监护人与被监护人间、商人与顾客间、雇主与雇员间等。

    虽然在英美法上存在许多因特殊关系而产生的救助义务,但是,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对于救助义务的设定,不宜直接采用英美法的做法。我国现行法律对许多特殊关系的救助义务均都有明文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特殊关系产生的救助义务,不宜认定为存在救助义务。

    母亲对女儿已没有监护义务,在其被老虎叼走后,其母亲仅负有道德上的义务,而没有法定的救助义务。根据前文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介绍,这位母亲的行为是在没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情况下,为救起女儿而被老虎咬死,其行为符合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尽管这位母亲的行为无法达到救助的效果,但是,笔者认为,在认定见义勇为的性质时,不应将行为人的救助能力作为认定标准,也就是说,在出现紧急情况下,行为人即使没有能力实施救助,但若其采取该行为,也应认定为见义勇为。只是,我们对这类行为不应鼓励,以防损害的进一步扩大。

    对于本案中这位母亲所受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笔者认为存在多元化救济机制,责任承担主体及方式也应该是多元的。

    第一,在被救助者补充的适当补偿责任之前,救助者可通过工伤保险、商业保险等弥补损失。在本案中,这位女子的行为造成其自身所受的伤害不属于保险公司赔付的范畴。但是,其母亲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而遭受的损害,保险公司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第二,通说认为见义勇为的法律性质为无因管理,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因此,对于见义勇为行为应按照无因管理法律制度进行处理。根据《民法通则》 第93条的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见义勇为属于无因管理,那么应按照无因管理来处理,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女子应为其母亲的死亡承担责任。

    第三,见义勇为具有行政协助的性质,该性质决定了行政机关应当适用公共财政进行国家对签署过程中仍未获救济的救助者承担行政补充责任。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者在危难救助中代行了危难情形下公权力机关的救助义务,直接的结果是被救助者权益获得维护,救助者受到一定的损害。可见受益人不仅仅包括被救助者,还包括社会及其负担救助义务的公权力机关。因此,各地政府均出台了相关法规对见义勇为的行政补偿进行规定。本案出事动物园位于北京,故应适用北京市相关的法规。

    根据《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 第16条的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其抚恤按照国家有关因公(工)死亡规定办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批准为革命烈士的,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 实施办法》 第22条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其抚恤按照国家有关因公(工)死亡规定办理; 国家没有规定的,由户籍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从基金中给予一次性抚恤金。所以,对这位母亲的死亡,应当按照因公(工)死亡的规定进行处理,由北京市政府或这位母亲户籍所在地政府进行补偿。

    综上所述,对于这位母亲死亡的责任承担,应当以保险等社会保障机制优先、受益人补偿随后、行政补偿再后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从而建立起对于救助者所受损害的多元化救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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